胡安国推崇“大一统,大复仇”那一套。
鉴于南宋初年遍地乱兵,各路将领有军阀化的征兆,胡安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,收拢帅臣和武将的权力,裁撤那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。既然要收拢兵权,就暂时不能打仗,必须跟金国议和,因此胡安国跟秦桧在治国方针上达成一致。这是“大一统”。
但与此同时,胡安国又主张尊王攘夷,闹着要给君父复仇,坚决反对“割地求和”。在两次关键时刻,他都积极支持主战派,想要以战促和并且不割地,而且试图让赵构收权之后,治国练兵再进行反攻。这是“大复仇”。
而且胡安国并非放嘴炮,他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,其《时政论》二十一篇即强国发展计划。
见朱铭也听说过自己,胡安国非常兴奋,说道:“帝王之命在民心,人君者,其职在养民,有国必先固本,而民为国本也。臣在治国安民一道上,窃与大元帅不谋而合。百姓安乐,则万民归心,必尊王攘夷一扫夷狄。然则,民为邦本,君亦为臣纲。只有君王正心守礼,臣子才不会乱心。禅让之礼,万万不可废!”
朱铭问道:“天命何在?”
胡安国说:“天命不可妄揣,只可感应之。天命转移,应在民心逆顺。得民心者,便得天命矣,正如经略与元帅这般。”
朱铭又问:“吾之天命,既从民心而来,为何要赵宋皇帝禅让?”
胡安国说:“顺理成章。如今民心已定,只缺禅让之礼,一旦禅让礼成,天命便告转移。”
“我不搞禅让,天命就不在了吗?民心就会思慕旧宋吗?”朱铭质问道。
“这……”
胡安国整理措辞道:“礼有本末。正身治人,礼之本也;威仪文辞,礼之末也。今经略已得礼之本,为何要弃礼之末?弃末固不伤本,而未尽其全功也。”
此言一出,群臣不禁点头,当世大儒说话果然有水平。
胡安国的意思是说,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,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。既然已经有内涵了,为什么要舍弃表象?登基这种大事,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。他支持搞禅让,并非什么舍本逐末,而是本末全都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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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。
胡安国继续说:“礼,国之干也。敬,礼之舆也。不敬则礼不行,礼不行则上下昏,何以长世?”
这是在引用《左传》,说礼(包括国家制度)是国家的主干,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。正心诚意固然重要,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,如果不守礼制,就缺一个做事标准,全国上下就要乱套。
朱铭猛地来一句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……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孔子这段话,我却更看重‘所损益’三个字。”
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,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,礼的形式不断改变,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。
朱铭的意思是说,大家都盯着“不变”,但他却关注于“改变”。
胡安国心中一惊,不只是他,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。
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,而是在发表宣言:老子要改规矩了!
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,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。
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?
孔子的“所损益”三个字,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。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,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,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。
精神内涵不可变,是礼之本、礼之常。
繁文缛节可以变,是礼之末、礼之变。
这符合儒家经义。
朱铭说道:“天命,是我父子匡乱世、济百姓,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。与那赵宋何干?让赵桓禅位,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?也不能说乞讨,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,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。如果要敬天告民,登极大典就足够了,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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